《竺可桢全集（第17卷）》为《竺可桢全集》第17卷（日记十二集），收录1964—1965年的竺可桢日记。1964年2月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寓所睡榻前召见李四光、竺可桢和钱学森，咨询科技，论天说地。半年之后，召开了以亚非拉朋友为主体的“北京科学讨论会”。不久，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突出了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地位。正是在这两年中，原子弹首爆的蘑菇云在罗布泊升天，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结晶在上海落地。共和国历史上的这两个大事件，见证了中国科技工作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决心和能力，也成为泱泱中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标志。 然而，与此同步的政治形势却愈来愈严峻。国际上四面应对“帝修反”，国内折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林家铺子》，批《早春二月》，批杨献珍，批翦伯赞，批吴晗，一步步走近了引爆文革的燃火点。 在把“突出政治”喊得震天响的年月，竺可桢不断地应付着各种突如其来的难题。忽而有人动议成立与现存国际地理学会分庭抗礼的国际组织，忽而传达陈伯达要科学院大精简的指示，他无法从政治上提出异议，就只能从学术角度予以化解。他在自己负责的范围内兢兢业业，对领导交办的工作认认真真。从这两年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东奔西走在各种学术会议上，每次赴会做报告，都要做上跟中央、下合实际的精心准备。也是在这一时期，他在院主管黄淮海平原低产田综合治理，亲自赴河南封丘做实地考察，积极组织部署，为后来的“战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还有值得后人关注的是，他一再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和院内各所重视西藏的工作，力促安排讨论1966—1967年进藏的综合科考计划。 在科研时间太少、政治批判太多的紧张氛围中，竺可桢坚守学术阵地，在从事组织管理工作的缝隙时间中，紧张地修订了《物候学》，并继续广泛挖掘文献，研究历史上的气候变迁问题。期间还曾奉命组织筹划《近代科学发展史》和《科学名人传记》的编写与出版，并亲自动笔撰写了《维格纳小传》。 《竺可桢全集（第17卷）》以“存真”为原则，如实展现竺可桢的学术成就和人生道路，折射现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