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总序

第三个里程碑的思想经典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发生、发展，在世界上有3个里程碑式事件。第一个是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第二个是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第三个是201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又称“里约+20”峰会）。

每个里程碑的时间相差20年，这期间出现了一批各具代表性的绿色经典著作，累积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宝库。20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牵头在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一个里程碑时代的一些绿色经典著作，包括《只有一个地球》（1972）、《增长的极限》（1972）、《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等。21世纪初，由我主持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第二个里程碑时代的一些绿色经典著作，包括《超越极限》（1992）、《商业生态学》（1994）、《超越增长》（1996）等。在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支持下，策划出版这套“绿色发展文丛”，是要介绍第三个里程碑时代的一些绿色经典著作。

在过去的50年中，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不断深化的。如果说1972年第一个里程碑提出了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1992年第二个里程碑强调了要用可持续发展整合环境与发展的思想，那么2012年第三个里程碑以来的思想进展，主要表现在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需要从弱可持续性向强可持续性进行升华，大的趋势可以概括为如下5个方面：

第一，可持续发展思想需要区分强与弱。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在于一种选择，即主张没有地球生态物理极限的经济增长，还是追求地球生态物理极限之内的经济社会繁荣。强调前者是弱可持续性观点，强调后者是强可持续性观点。过去10年间的科学研究，发现地球上的9个生态物理边界已经有4个被人类活动突破，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全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问题，这证明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性和互补性。学术界提出了人类世的强可持续性概念，强调人类发展需要在地球生物物理极限内实现经济社会繁荣。

第二，可持续发展要求从技术优化向系统创新迈进。绿色发展通常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路径依赖的技术优化和效率改进路线，不涉及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系统变革；另一条是非线性、颠覆性的系统创新路线，要求通过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变革来大幅提升资源生产率。在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生态环境红线的背景下，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强调颠覆性的系统创新，而非普通的技术优化。联合国通过的《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实质就是非线性的系统创新和社会变革，人类发展要变换跑道，在30~50年的时间里用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最终实现碳中和。

第三，可持续性导向的转型需要有不同的模式。与传统增长主义的A模式有别，可持续发展导向的社会转型，理论上需要区分两种模式：一种是发达国家的先过增长（overgrowth）后退回模式，国际上称之为B模式或减增长（degrowth）模式，即发达国家的物质消耗足迹已经大大超过了地球的行星边界，需要在不减少经济、社会福祉的前提下将其降回到生态门槛之内；另一种是发展中国家的聪明增长（smart growth）模式，即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但要利用后发优势使物质消耗足迹不超过生态承载能力，这是我们做可持续发展研究时强调的C模式。

第四，文化建设需要独立出来，发挥软实力作用。联合国“里约+20”峰会和2015—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强调可持续发展战略包括经济、社会、环境和治理4个支柱。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认识到，文化建设需要从社会建设中独立出来，强化成为具有黏合性和渗透性的可持续发展的软实力：一方面起到整合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3种发展资本的作用；另一方面起到协调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3个治理机制的作用。“五位一体”的中国式现代化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5个方面，已经强调了文化建设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独立维度。

第五，可持续发展需要发展可持续性科学。可持续发展的推进和深化需要理论思维，而可持续性科学正是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学理研究。过去10年来的研究进展，充分认识到没有可持续性科学指导的可持续发展实践是盲目的，没有可持续发展实践作为基础的可持续性科学是空洞的。可持续性科学的发展，不是单个学科所能承担的，也不能变成各个学科的大杂烩，而应定位为不同学科面对共同问题去创造可以共享的元概念和元方法，各个学科需要在整合性的范式之下各显身手去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具体问题。可持续性科学的发展趋势，是超越多学科（multi-）和交叉学科（inter-）的研究现状，走向跨学科（trans-）的知识集成和整合，发展具有范式变革意义的崭新本体论、价值观和方法论。

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第23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致辞时指出，可持续发展是破解当前全球性问题的“金钥匙”。可持续发展是在联合国大会上一致举手通过的发展理念和全世界认同的国际通用语言，中国生态文明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可持续发展实验室。出版这套丛书，我们希望有助于社会各界特别是决策者、企业家和研究者去了解可持续发展第三个里程碑以来出现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在中国式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加强对话，进而能够运用中国故事和中国思想加速国际上可持续发展的深入推进。

“绿色发展文丛”主编 诸大建

2019年7月于同济大学

序

长久以来，我一直想就“适度”（enough）主题写本书，但终究未能实现。现在这已经没必要了，因为迪茨和奥尼尔这两位学者完成了这项工作，而且他们思考与写作的方式比我更清晰易懂。因此，能够为他们这本书作序，我特别高兴，在我看来这可以表达我对他们所做贡献的重视程度。

“适度”（足够）本就应该成为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它意味着“足以（sufficient）过上美好的生活”。这便带出了一个永恒的哲学问题——什么才是美好的生活？这个问题并不能轻易作答，但至少我们目前可以说肯定地说，把“多多益善”（having ever more）当成答案肯定是错误的。为了适度拥有而努力工作并付出某些牺牲是值得的；但若是为了满足过度的需求而超负荷工作，那就是在干蠢事了。至于在索求无度的情况下又自己不肯努力反而靠对别人的剥削，更是一种道德败坏的恶事。适度生活与分享密切相关，但后者这种美德如今却常被视为“阶层之争”。然而，不同阶层间的矛盾之源并非分享，而是受“促进增长”名义掩护的精英阶层的贪婪，因为他们几乎攫取了增长带来的所有利益，对他们来说要“分享”的仅仅是成本罢了。

“适度”可以理解为希伯来神话中吗哪（manna）那样的故事主题。如同晨露凝于草叶，每日的天赐食粮足够当天填饱肚子。但人们如果不满足于饱腹而想要更多，于是把食物囤积起来，那么它们就会变质为垃圾。因此，上天的赏赐已经足量分装并分享给每个人了——之后这一信念在祷词“请赐予我们每日份的食粮”中得以强化。不需要乞求为余生囤积更多的食粮或者拥有多余的“食粮”去买自己觊觎的奢侈品，其实我们只需要适量的面包，便足以维持生计并享受生命本身所带来的完整惠赠。

《出埃及记》中的这个吗哪故事与生态经济学先驱、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索迪（F. Soddy）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索迪经观察后发现人类的生存依赖当下阳光的收益（revenue），植物在适宜的土壤和水分条件下将每日阳光中的能量收集起来，存储、积累在体内。但与吗哪不同的是，有一部分太阳能已经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通过地质运动过程存储、积累在地下。我们以铺张浪费的方式大肆挥霍这笔化石能源财富，其结果可谓喜忧参半。如今，我们开始试图积累太阳能收入（income）的盈余（surplus），以便兑换永久留置（lien）未来太阳能收入的权利。然后，我们指望着可以将盈余转化为按复利记账的银行债务。但是，基于未来太阳能的收益（也就是银行债务针对的留置权）根本无法维持数学意义上的指数型增长，结果导致债务违约、经济萧条。

对荒野求生的希伯来人而言，适度适量是预设在吗哪经济内部的一项固有特征。但我们的经济体系中并没有这种自动调控机制。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适度”这一概念的价值，并将其纳入我们的经济制度和文化。让我们感谢迪茨和奥尼尔，在他们的帮助下这一点得以实现。

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

  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荣休教授

前言

数据并不沉默：

● 地球上有70亿人， * 其中27亿人每天的生活支出不到2美元。

● 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已达到394 ppm，** 威胁着全球气候的稳定。

        ● 美国有15万亿美元的公共债务，*** 这个深不可测的“大坑”要由下一代来填。

        ● 成年人中最富有的2%占据了全世界家庭财富（household wealth）的一半以上。

        ● 全球的海洋中出现了400个毫无生命迹象的区域，其中位于墨西哥湾的“死区”（dead zone）面积几乎可以覆盖整个新泽西州。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真实世界里活生生的人，他们陷入了实实在在的大麻烦，可谓水深火热。也许最重要的数字正是一个大写的“壹”——我们只有一颗共同的蓝绿色星球，不得不共享有限的资源。

但我们要如何共享这颗星球，并为所有人提供高质量生活呢？风行全世界的正统经济学理念（economic orthodoxy）已经无法与时俱进地应对这项挑战了。从加拿大到智利，从美国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从瑞士到斯威士兰王国，从正统经济学核心观点中产生的经济战略正让全世界所有国家都陷入困境。这种战略指导人们永无止境地追求经济增长，已经变得机能失调。随着时光一天天飞逝，我们正在亲眼见证越来越多的不经济（uneconomic）增长——即成本超过其价值的增长。一种经济体系在生产和消费上追求持久不断的永恒增长，换言之总是在追求“更多”，那它显然不可能实现长久的繁荣。

我们全人类必须拿出更好的行动方案，并且最好尽快落实。我们要找到方法来扭转我们自身引发的气候变化，并阻止人类的灭绝危机。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消除贫困以及横亘在贫富群体之间的鸿沟。是时候了，人类现在应该将目标从追求“更多”的迷狂转变到符合伦理的“适度”上来，去接受经济增长存在极限，然后建立一种既能满足人类需求又不会破坏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经济体系。好消息是“创建在生态意义上健全的经济体系”这一思想已经在全世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事实上，本书的写作动机正是希望将这些涌现的思想加以整合，一并呈现给读者。

《适度经济》的写作构想是提供一套政策集合，这些政策旨在实现一种繁荣但不再增长的经济体系（也被称为“稳态经济”，steady-state economy）。本书概述了一种计划，用以解决前述数据所描述的各类社会与环境问题。此类计划显然不可能仅仅出自一两个人的头脑。事实上，前述信息大多来自2010年夏英国利兹大学召开的重要大会中的各场演示报告、研讨会以及会后交流。这次稳态经济大会的参与者提出了丰富的想法，这些想法构成了本书的核心。此次会议集中讨论的棘手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更好的经济体系，应大会要求，与会者给出了众多可行方案。

要搞清如何改变经济学范式，使经济发展目标从 “更多”转变为 “适度”，这项任务令人充满期待。如果我们能够运用自身所掌握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成功地改造现有的经济制度，那么我们将开启一个康复进程——治愈退化的生态系统，修复邻里关系（从人与人之间到国与国之间），为被当前经济体系抛弃、遗忘的人群改善生活。历史学家将会把这样的康复实践视为一个转折点，一项由人类共享的独一无二的非凡成就。

罗伯·迪茨

 丹·奥尼尔

请读者注意：本书为合著，但书中经常采用“我”字，在这种情况下该代词通常指代的是作者之一迪茨。这种第一人称写法有助于更简明易懂地描述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