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克隆之父”的骗局近来败露之后，舆论哗然。

        其实，科学殿堂中的弄虚作假并不鲜见。在《背叛真理的人们》一书中，作者就列举了科学界的许多舞弊案例，加以剖析。虽然书中涉及的一些人、事在学术界不乏争议，但是作者对科学界舞弊现象产生的根源的分析还是颇有见地的。

        阅读它们，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完善预防舞弊的制度，无疑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当这匹马蹬蹄的次数达到正确答案的数目时，冯·奥斯滕便不自觉地猛然点一下头。

        自我欺骗在科研中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大问题，即使经过最严格的客观观察训练的人，也常常无力克服想获得某一特定结果的欲望。大量事例证明，许多实验者在记录实验数据时完全出于自己对实验结果的期待，这种无意识的误读会通过各种微妙的方式实现。

        科学家们在实验室所做的许多工作都带有很大的主观判断因素。也许是为了作某种细微的补偿，实验者在按秒表时可能会略有迟误，他可以对自己说，这是在为了技术上的原因去否定一项给出“错误”答案的结果；经过若干次这样的否定，到实验可以接受时，“正确”答案的比例可能会达到从量变到质变的程度。很自然，只有这些“可以接受”的实验才会付诸发表。

        在临床研究中，由于医生的期待心理对研究结果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为了克服这种影响，一般都采用所谓“双盲”实验的做法，即无论是医生还是病人，都不让知道哪个病人得到的是试验用药，哪个病人得到的是安慰剂。但是，这种“蒙住”实验者双眼的做法在其他研究中用得却并不普遍。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罗森塔尔曾作了一系列研究，生动地展示了实验者期待心理所造成的结果。他在一次实验中，把两组老鼠发给心理学专业的学生作研究。他告诉这些学生，一组是经过专门培养，善于走迷宫的老鼠，另一组是遗传上愚笨，不会走迷宫的老鼠。他让这些学生测验两组老鼠走迷宫的能力。果然，这些学生们发现，前一组老鼠的成绩比后一组老鼠要好得多。其实，这两组老鼠没有任何区别：它们都是标准的实验鼠。唯一的区别仅在于学生们对每组老鼠的期待不同。但这些学生把他们所期待的区别变成了实验的数据。

        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很难加以解释。大概学生们在取放他们觉得成绩会好一些的老鼠时动作特别小心，因而提高了这些老鼠的表演能力。也许在测量走迷宫的时间时，学生们无意识地为善于走迷宫的老鼠早按了一下秒表，而对那组愚笨的老鼠则晚按了一些时间。不管究竟是什么原因，研究人员在不知不觉中让自己的期待影响了实验的结果。

        这种现象不只在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才会遇到。我们来看看一个教师对一个班进行智商测验的情形吧。假如他对孩子的智力已有某种先入之见，这会不会影响他的测验结果呢？回答是：会的！罗森塔尔告诉一所小学的教师们，他已经用一次测验预测出某些孩子学习会特别优异。老师们不知道，他所谓的“优异者”其实是随便挑出来的。到学年结束时，教师用同一份卷子对孩子们重新进行了测验。那些已被教师认定为学习优异者的孩子得到的智商分数比其他孩子平均高15分。

        有一块特别有利于科研中自我欺骗发展的肥沃园地，这就是关于动物与人相互交流的研究。研究人员的期待一次又一次地被投射到动物身上，然后又反射到研究人员自身，而他们自己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这类例子中，最出名的是一匹叫做“聪明汉斯”的神马，它似乎会做加减运算，甚至还会解算术题。

        训练汉斯的是一个叫做冯·奥斯滕的德国退休教师。他真诚地相信他教会了汉斯如何数数。汉斯会用蹄子蹬地报数，报到正确的答案时便停止蹬地。它不仅为自己的主人报数，也为其他人报数。心理学家芬斯特对这一现象作了研究，他发现冯·奥斯滕和其他人不自觉地为这匹神马作了提示。当这匹马蹬蹄的次数达到正确答案的数目时，冯·奥斯滕便不自觉地猛然点一下头。汉期看到了这个无意识的提示，便不再蹬蹄。芬斯特发现，这匹马能辨认出人的头部细微得只有五分之一毫米的运动。芬斯特自己曾扮演过这匹马的角色，他发现在25个提问人中间，有23人不自觉地暗示了他应该何时停止蹬地。

        密立根丝毫不用担心他的欺骗行为会被揭露，因为这些笔记本属于私人科研的范围。

        自我欺骗严格来讲并不是舞弊。关于有意识的舞弊和欺骗，让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例子。

        密立根因测定了电子的电荷而于1923年获得了诺贝尔奖。他是当时最著名的美国科学家。

        1910年，当密立根还是芝加哥大学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教授时，他第一次发表了对电子电荷e的测量结果。测量的方法是把小滴液体放进一个电场，再测定使液滴保持悬浮状态所需的电场强度。这种测量难度很大，而且结果有相当大的差异。密立根严格按照传统上数据必须完全公开的要求，用打星号的方式把他做过的38次测量的质量分成从“最好”到“良好”几个等级，并注明了7次测量完全报废。

        然而，这种坦率态度并没有持续多久。密立根在测量电子电荷工作中的对手、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埃伦哈夫特马上表示，密立根发表的测量结果的多变，实际上支持了埃伦哈夫特关于存在带有非整数电子电荷的亚电子的观点。就这样，密立根和埃伦哈夫特交上了火。科学界首屈一指的物理学家，如普朗克、爱因斯坦、玻恩和薛定谔等，都参加了关于亚电子的讨论。

        为了驳倒埃伦哈夫特，密立根于1913年发表了一篇文章，用大量新的而且更精确的结果证明电子只有一个电荷。他用着重字体强调指出，“这不是一组经过选择的液滴，而是在连续的60天里经过实验的所有液滴。”

        从表面上看，密立根在同埃伦哈夫特的辩论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不容置疑地证明了他所测定的电子电荷是正确的———全凭数据的威力。但是，哈佛大学历史学家霍尔顿查阅了密立根发表于1913年的那篇论文所依据的原始笔记本，发现了他在报告数据时有很大的水分。在他笔记本中的原始观察记录旁写着许多诸如“漂亮，这个当然要发表，真漂亮！”以及“很低，有问题”之类的批注。他在1913年那篇文章中发表的58次观测，实际上是从140次观测中挑选出来的。

        密立根丝毫不用担心他的欺骗行为会被揭露，因为正像霍尔顿指出的，“这些笔记本属于私人科研的范围”。

        与此同时，在大西洋彼岸，埃伦哈夫特及其同事们则一丝不苟地把好的、坏的以及不好不坏的观察读数全部发表了出来。他们的实验结果无法证实电子电荷只有一个而且不能再分的说法。他们的观点同当时占优势的理论正好相反。对密立根来说，这场战争以他获得诺贝尔奖而告终（使他获奖的还有他关于光电效应的研究）；而对埃伦哈夫特来说，带来的则是绝望以及后来发生的精神崩溃。但埃伦哈夫特拥有比密立根更精确的设备和更好的测量结果，他的功绩可能会被人们重新肯定。最近，斯坦福大学的物理学家们用类似的方法已经发现了存在一种亚电子电荷的证据。

        密立根为了使自己的理论压倒他人而不惜舞弊的例子具有发人警省的含义。科学史的本质决定了它往往只记载少数成功者的业绩，而忽视了大量的失败。

        如果历史上最成功的科学家都在用各种方法曲解其发现，那么，谁知道那些已被人们忘却了的人又搞了多少骗局呢？

        那些为了使其数据在他人看来显得更有说服力而篡改数据的人，肯定认为他只不过是为了维护真理而作假。但在科研的历史上导致形形色色舞弊的真实动机似乎总是为真理的少，更多的成分是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和追求，即达尔文所说的“虚名”。密立根谎报数据是为了击败一个对手，而不是使他的工作更好地体现准确性的理想。

        如果说科学史上的杰出人物有时也会为个人的功名而歪曲实验数据的话，那么，对当代的科学家来说，这种诱惑力就会更大。一种观点、一种理论或一项技术能否得到确认，不仅决定着个人的声誉，而且决定着职业上的好处。往往做一点小小的手脚，就可以得到更大程度的确认。对数据稍加“修饰”，使结果显得更为明确，只选用“最佳”数据加以发表———所有这些似乎可以原谅的小调整，都可能有助于一篇论文得以发表，使一个人出名，拿到政府的巨额资助，或得到一项光彩炫目的奖励。

        霍伊尔毫不客气地把休伊什获得诺贝尔奖说成是一件“丑闻”。

        20世纪60年代科学界最引人注目的大事之一是英国剑桥的射电天文学家发现了一个新的星类，也就是大家知道的脉动射电星（也叫做“脉冲星”），它们以极快的速度非常精确地发射出一束束无线电波。理论天文学家很快判断出脉冲星就是中子星，是人们很早就猜想存在的、据说因为亮度太弱而一直无法在地球上探测到的恒星演化末期的产物。剑桥大学研究组组长休伊什“因在发现脉冲星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被授予了197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里有一个问题：首先发现脉冲星、并且第一个承认脉冲星就是恒星产物的并不是休伊什，而是他的一个名叫贝尔的女研究生。

        贝尔于1965年以博士研究生的身份参加了剑桥大学的射电天文学小组。为了研究太阳发出的无线电波是怎样影响地球上所看到的星星的闪烁的，休伊什设计了一台望远镜，贝尔的任务就是操作这台机器，分析所得的数据。

        贝尔发现脉冲星是在10月份。被贝尔形容为“小不点儿”的脉冲星信号在400英尺长的图表中约占半英寸。在缺乏经验的观察者来看，脉冲星的信号跟图表上众多的其他信号几乎没什么差别。而贝尔的脑海里闪出了一样东西———她以前曾见过它，而且也是在天空的同一方位。它似乎每隔23小时56分钟出现一次———正好与恒星的运动同步。

        保持着“恒星时”（天文学家称这种23小时56分钟间歇所用的术语）的东西很可能是一类恒星。此后，每天当射电源穿过射束的时候，贝尔就跑到望远镜旁边去查看。但一连看了几个星期，什么都没有得到。“休伊什当时认为那是一颗没被我们发现的耀斑恒星，”贝尔说，“最后有一天我设法捉住了它。我从记录器里得到了一系列的脉冲信号。它们几乎是每隔一秒半出现一次。这同人为的那种周期正好一样。”

        第二天，休伊什来到天文台看贝尔做另一个快速记录。那天得到的信号十分清楚，以致贝尔能画出一条很好的脉冲系列。休伊什把记录整个看了一遍，证实了射电源确实与恒星时同步。问题在于，当时知道的最快的变星的间隔是8小时，没有人能想到会有一颗间隔只有一秒半的星。但射电源也不可能是人为的，因为它是随着恒星的公转而不是地球的自转出来的。

        剑桥的天文学家一度认为这种信号可能是由另一个星球的生物发来的。休伊什记录了脉冲的时间，以便了解是否有多普勒位移。他这样做的根据是，外星人很可能生活在一颗行星上，当这颗行星绕太阳公转到面向地球时，它会送来一束束脉冲，而当它远离地球后，脉冲就会被隔开。

        正当剑桥射电天文小组还在煞有介事地考虑这种脉冲是否会是外星人发来的信号时，贝尔却用简明朴实的文笔把这一段调查写在工作日记本上，她给这个射电源起了一个别名“人行横道指示灯”，这种指示灯是用来警告驾驶汽车的人注意行人的一种有规则闪烁的橘黄色球形灯。

        此后，贝尔又发现了一个射电源。射电源发出了一连串的脉冲信号，但间隔与第一次发现的不同，这次的间隔大约是1.25秒。休伊什自己做了一次记录，证实了第二次发现的那个射电源。“这使我们不用再在外星人上下功夫了，因为不会有两种外星人用不同的频率向我们发出信号，所以很明显，我们正在研究的是一种速度非常快的星。1月份，我又发现了两次这样的信号。”贝尔说，这是她发现的最后两颗脉冲星。

        当宣布发现脉冲星的文章在《自然》杂志上出现时，贝尔的名字在5位作者中排在第二位，休伊什的名字列在首位。作者排序向科学界传送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脉冲星的发现者是休伊什，而其他4位都是他的研究小组的成员。1975年3月，著名理论天文学家霍伊尔毫不客气地把休伊什获得诺贝尔奖说成是一件“丑闻”。

        在给脉冲星发现者分配荣誉的问题上，暴露了近代科学研究行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在当代科学界，师徒关系中的神圣结合常常会被滥用。

        随着科研工作的职业化以及装备实验室费用的日益提高，现在即将踏上事业征途的年轻研究人员要找的不仅是一个学术上的高师，而且还要是一个拥有一大笔政府经费的资助人。而资助人为了保证经费源源不断和做到收支平衡，必须尽力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成功。如果实验室的头头能够确实给他手下的人以学术指导，这个制度当然是无可指责的。但是，要从这种单调的工作中出人头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实验室头头的注意力有所旁顾，或他本人已缺乏创造能力，他就会强烈地感到只有去占有他手下人的成果，才能使他的工作继续下去。他也许会对自己说：“不管怎样，要是没有我，他们就没有钱作研究。要不是我必须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筹集资金的话，我也会在实验台上自己动手的。”

        一个著名科学家的名字出现在数百篇论文上，这在今天来说是屡见不鲜的。然而，这往往并不是出于创造力的大爆发，也不是出于对真理孜孜不倦的献身精神，而是巧妙地利用了现行的实验室首长制度。这些大量的出版物往往是研究生在实验室加班加点地工作写成的报告和论文，而实验室的头头们只是很轻巧地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有时论文上也有学生的名字，但只是列在从属的位置。

        当青年科学家被迫以高级科学家灿烂群星中一个微弱的发光体发表自己的论文时，投机取巧，改进结果，甚至于伪造数据等种种引诱，常常是不可抗拒的。据社会学家罗思称，他对所谓雇用研究作了一次广泛的调查：“连起初认为某项工作重要而必须做好的人，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建议和意见无人理睬，凭自己的职位不能发挥任何想像力和创造力，最终产品又没有自己一点功劳的时候，总之，当他们发现自己是在受雇替别人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时，他们将会屈服于这种雇用思想。有了这种认识后，他们不再为工作的细心、准确或精确而伤脑筋了。他们将投机取巧以图节约时间和精力。他们也会把编造的东西塞进自己的报告。”

                                                  摘自《解放日报》1月20日18版